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7月25日上午,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作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独资公司和国家授权投资机构,中国矿产资源集团的组建,是增强我国重要矿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的重大举措,对于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注册信息显示,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已于7月19日正式成立,注册资本200亿元,注册地为河北雄安新区启动区中谷甲1号区,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姚林,总经理郭斌。
姚林此前担任中铝集团董事长,据媒体报道,其已于7月12日离任中铝集团。但截至目前,官方尚未正式发布姚林离开中铝集团并入职新成立的中国矿产资源集团的消息。7月26日下午,记者登录中铝集团官网查询发现,管理人员介绍一栏已无原董事长姚林的信息,但董事长致辞一栏仍配有姚林的照片。郭斌此前担任中国宝武集团副总经理,截至目前同样也未见郭斌调任的消息宣布。宝武集团官网管理团队介绍信息显示,郭斌仍为副总经理、党委常委。
将承担国内外铁矿石资源整合重任
相关资料显示,作为新成立的中国矿产资源集团主要高管,姚林、郭斌二人均为有着近30年钢铁行业工作经历的“老钢铁人”。
姚林曾长期在鞍山钢铁集团任职,先后任鞍钢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等职,时间跨度超过30年。郭斌自1994年参加工作便进入宝武集团的前身之一宝钢集团,先后历任宝钢集团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宝钢集团副总经理、宝武集团副总经理兼任武钢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等职,至今已28年。
注册信息显示,中国矿产资源集团经营范围包括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金属矿石销售、采购代理服务、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等。
据报道,早在2020年前后,中国矿产资源集团就已经开始筹备。组建形式类似于2021年年底成立的中国稀土集团,由包括国资委直接监管的多家央企在内的企业出资成立,出资方也多为从事矿产或钢铁业务的企业,或涉及中铝集团、中国宝武、五矿集团等。目前,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注册信息中尚未显示股东构成情况。
关于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成立背景,自然资源部法律顾问、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贵生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大宗战略性矿产资源消费量巨大,其中铁、铬、铜、锆、金、钴、镍、铝等矿产在我国属于紧缺型资源,打造矿产资源稳定的供应链成为保障我国资源安全的核心任务。
“为了推动矿产资源行业以及矿企的高质量发展,应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杨贵生表示,在中央直接管理及国家授权下,中国矿产资源集团应该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依据法律规定及国际惯例进行运营,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世界一流矿产资源综合服务企业。
在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清看来: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所承担的重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集中采购海外铁矿石资源,另一方面是整合开发国内的矿山资源。相较于此前国内矿山资源相对分散尤其是中小型矿山比较多的情况来说,成立一家专门的矿产资源集团,对于铁矿石开采的设备、工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肯定更有力度,也更利于产生规模效应。
自2020年11月以来,铁矿石价格持续上涨,事实上吞噬了钢铁工业的利润。去年国内钢铁市场价格有所上涨,铁矿石采购成本还能抵消一部分。今年以来,钢企普遍面临利润空间更低的现状。
“五六月份到了负利区间,7月中上旬也是负利的,现在稍微有一些修复,但是行业整体局面是很被动的。”王国清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在此背景下,中国钢铁行业对铁矿石原料的需求越来越大,也急需整合一个集中采购的平台。
或大幅提高海外矿产资源供给能力
2021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中钢协党委书记、执行会长何文波曾建议:“由国家层面成立海外铁矿资源开发集团,统筹海外资源,稳步推进境外资源开发利用,尽快形成有效供给能力。”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铁矿石总需求量为14.22亿吨,其中进口量高达11.24亿吨,占到总需求量的近80%。
不少观点认为,中国矿产资源集团的成立,是由国家层面成立海外铁矿资源开发集团,将统筹海外矿山投资业务,稳步推进境外资源开发利用,尽快形成有效供给能力。
从国际范围来看,铁矿石原料进口供应来源相对集中,80%以上出自四大矿山公司。其中,淡水河谷来自巴西,必和必拓、FMG来自澳大利亚,力拓总部位于英国伦敦但其业务主要也在澳大利亚。而澳大利亚和巴西两国的铁矿石产量,占到全球总产量的一半左右。
近年来,部分中国钢铁企业已经开始寻求在海外布局铁矿石资产。部分企业先后参与开发的矿山涉及秘鲁、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刚果、喀麦隆、哈萨克斯坦等区域。
“为了保证铁矿石供应,中国企业布局开发利用境外铁矿石资源,通过投资铁矿开发项目,增加权益矿的供应量,这无疑有利于企业完善多元进口供应体系,一定程度上可以平抑企业进口铁矿石的价格。”杨贵生表示,但我国钢铁产量巨大,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依然较高,海外矿产资源投资开发布局短时间内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铁矿石供应的局面。
“海外收购或合资开采矿山,需要巨大的前期投入,开采时间相对漫长。”王国清也表示,与此同时,海外矿山的供应稳定性会受到所在国当地政治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如一些国家的政权更迭可能导致权益无法持续。此外,对于地下资源的开发往往还面临当地环境资源监管的风险。
但整体来看,海外矿山布局仍是大势所趋。尽管我国铁矿资源储量较大,但铁矿石品位较低,且产量增速远不及钢铁产量的增速,这也是我国铁矿石进口量始终处于高位的原因之一。而成立统一的海外矿产资源整合平台,有利于大幅提升在海外投资过程中的合作谈判能力、资金实力及海外项目管理能力,为我国铁矿石资源的远期储备形成有效布局。
有望扭转铁矿石采购定价机制
长期以来,作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国,由于国内资源严重不足,长期依赖国外进口,导致我国在铁矿石原料采购上一直缺乏定价话语权。
来自世界钢铁协会的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各国、地区的铁矿石进口数量上涨至16.58亿吨。其中,我国进口的铁矿石数量高达11.701亿吨,全球占比70.57%,也是澳大利亚、巴西等国铁矿石的最大买家。
近年来,国内钢铁行业进行海外铁矿石原料采购的定价机制也在不断调整,但我国企业在定价方面的相对弱势并未根本改变。
“相对于国际四大矿山集团来说,国内钢铁企业较为分散,现有采购机制不利于提升定价权。”王国清认为,早些年,铁矿石定价主要采用谈判机制,由以宝钢为代表的钢铁企业或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主导,与四大矿山为代表的供应商进行谈判,由于市场整体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四大矿山的话语权一直较强。自2013年前后开始,铁矿石定价机制逐渐演变为指数定价,在这一过程中,四大矿山也在不断扩大产能,导致铁矿石价格持续下行,中国钢铁行业看似利润在增长,但四大矿山一旦控制产量或者发生一些不可抗因素,市场就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形势,原料采购价格就难以控制。
王国清说,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四大矿山可以控制资源的开采和发货节奏,以此影响价格;另一方面,指数定价是以前一季度或月度的价格来计算的,其依据是矿山企业报价和钢铁企业采购价,而矿山企业有能力通过减产等方式来调控,所以价格机制还是体现矿山企业的利益更多一些。
“若中国矿产资源集团以平台采购的形式,作为单方体系对外进行谈判,将使得国内各类型钢铁企业都能获得统一的定价。同时,巨大的采购量亦有利于压低铁矿石原料采购的价格。整体上对于国内铁矿石供需关系来说,肯定能有所改善。”王国清说。
杨贵生也表示,既然中国矿产资源集团作为我国全力打造的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世界一流矿产资源综合服务企业,那么在铁矿石这一大宗战略性矿产采购领域也会发挥其积极作用,进一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用好国内国际两个资源,以其自身在矿产资源领域统筹各方有利资源的独特优势,促进铁矿石采购回归市场供需决定价格的理性运作,减少资本操纵、垄断管控等不利因素,促进我国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